别曹仲礼四首 其四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长，家书有十五行长，每行没有其它的话语，只是告诉我要早日回到家乡去。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清明节，旧时风俗为人们扫基祭祖的日子，所以最易触发客居在外的游子的乡思。这首诗所抒写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只是它表现得特别含蓄委婉、曲折隐微，在高启的律诗中又是一种格调。

　　“清明无客不思家”，既曰“无客不”，自然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不过，全诗直接抒写思家之情语，仅此一句，其余则着力描写最物，如垂柳、杏酪、青山、芳草、落花等，可谓色彩缤纷，明丽如画，甚至有画所难到者。但这一切，似并未使作者陶醉，从而消释其思家之情，相反地，见景生情，反而更衬托、引发了他的思乡情。

　　官墙外的垂柳，丝丝弄碧，新烟萦绕；人家所精心制作的杏酪，散发出阵阵的芳香。这风光节物无不在告诉作者清明节的到来，自然也会唤起他往岁在家乡与家人共度佳节的种种回忆。这一来，客居青山环绕的京师金陵的作者，自然便思念起家乡来了。

　　“卞侯墓下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五、六两句，意更深曲复杂。迷芳草，芳草萋萋，一片凄迷，化用《楚辞·招胞士》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婆婆。”已寓有思归之意。而作者偏又以芳草与卞侯墓并置，以落花与莫愁女映照，似更富有富贵难久恃，盛时难长留的感慨。

　　作者来京前曾写道：“北山恐起移文诮，东观惭叨论议名。”（《被诏将赴京师御别亲友》）于《赴京道中逢还乡友》诗中又曾写道：“我去君却归，相逢立途次。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对自己来京任职内心显然已有矛盾和疑虑。加之写罢此诗后仅四个月，朱元璋召见作者，面授户部侍郎，他却固辞不受，遂被放还。因而，在他的思家之情中交织有上述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是因此，他才写出了末尾两句的强自宽慰之词：幸而有几位同院的故友，可与沽酒共饮，一醉京华。其意正是针对暗含于上述节物风光描写中的寡欢、不幸心情而言，而“醉京华”之“醉”，也是为了谴闷宽怀而醉，而非缘欢快而取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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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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